在第一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被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党中央强化顶层设计，推进重大改革，勇于谋篇布局，勤于立柱架梁，法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④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现代社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我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不断提升人权法治化保障水平。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实现人民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公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权利①。政府部门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享有的基本民事权利。
③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载《求是》2022年第12期，第7页。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三）未经财政部批准，擅自发行、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品种和彩票游戏。
有学者将废止关系等同于立法审查权，认为如果某机关可以审查另一机关制定的立法，那么审查机关制定的立法就高于被审查机关制定的立法。根据学者米勒和克里斯滕森的观点，规范具体化并非在实现、转化或者适用一个既有的规范，而是在个案解决的框架内产生一个法规范。（2）如果认为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不适当，可以责成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对报批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修改，如果设区的市不同意修改，可以不予批准。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决议决定都是以自己的名义，而非以全国人大的名义。
因此，德国学者伯肯弗尔德认为，客观价值秩序的概念使得宪法法院的活动从解释性的法律适用变成了形成性的具体化，消弭了立法与判决之间的实质区别，立法机关与宪法法院都在以具体化的形式进行法律构建并且处于竞合的关系，由于宪法法院具体化的结果具有宪法位阶从而在竞合关系中处于优先地位，最终使得议会立法国变成宪法法院的司法国。[11]参见邓世豹：《法律位阶与法律效力等级应当区分开》，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2期，第59页。
[23]如果排除个别规范的因素，下位法对上位法的具体化主要还是法制定意义上的具体化。此时，孩子应当去学校这个规范并不是从上帝命令服从父母这个基础规范的内容中推导出来的，基础规范只是授权父母发布命令。这显然不符合法律位阶理论。原告提交了该政府信息系由被告制作或者保存的相关线索等初步证据后，若被告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并举证证明已尽到充分合理的查找、检索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有关政府信息不存在的主张。
但问题是，从法律是最低的道德的角度，宪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道德内容，这些内容以基本价值共识的形式存在。[42]参见前注[10]，马英娟文，第86-87页。也就是说，为什么无法认为下位法是对上位法的内容的具体化，因为下位法的制定机关有其自己的意志，上位法顶多只规定了下位法不能规定的内容，但具体应当规定什么内容，上位法并无法为下位法提供指示，自然更谈不上下位法对上位法的内容进行具体化了。因此，有必要澄清法律位阶的内涵，反思并挖掘法律位阶的判断标准，将之用于我国的立法实践，这对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时，废止一个下位法跟授权产生一个下位法的功能是类似的，只不过前者是消极的立法，后者是积极的立法。[68]这一观点将导致废止关系只是条件关系的一部分，缺乏独立存在的价值。
至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是基本法律，根据《宪法》第62条第3项，这只是对某些法律内容重要性的肯定，[75]并不意味着对其位阶的提高。按照凯尔森的观点，道德规范不需要透过任何行为的中介就能适用。
[27]Vgl. Matthias Jestaedt, Grundrechtsentfaltung im Gesetz: Studien zur Interdependenz von Grundrechtsdogmatik und Rechtsgewinnungstheorie,1999, S.155ff. [28]参见雷磊：《立法的特性——从阶层构造论到原则权衡理论》，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第99页。如果缺乏条件关系或者构成双向废止关系，则为相同位阶关系。[63]凯尔森认为，废止规范并非一般的行为规范，它只是单纯废止一个行为规范的效力。首先，凯尔森认为下位法是对上位法的具体化，是基于授权而非内容。在《谁应成为宪法的守护者？》一文中，凯尔森指出，一个法律的违宪性可能不仅在于，它并没有在宪法所规定的程序内生效，而且还在于，它包含有基于宪法规定而不应该有的内容[67]。法律位阶理论之所以将条件关系作为判断不同法律形式之间上下位阶的标准，因为不同法律形式是基于不同的产生方式，只要基于同一产生规则产生的法律形式，就是同一种法律形式或者法源。
[43]在该文中，他首先区分了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指出法秩序是由很多相互联系的法律语句（Rechtss#228;tzen）组成的集合。这就将废止的理由揭示出来了，即下位法要么没有按照上位法的授权来制定，违反了条件关系，要么超出了上位法为下位法设定的内容界限。
[26]比如在著名的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火车票涨价案中，二审法院就认为，虽然《价格法》第23条规定了公用事业价格的听证会制度，但由于在铁道部制定《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上浮的通知》时，国家尚未建立和制定规范的价格听证制度，故要求铁道部申请价格听证缺乏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战后德国将人的尊严确立为人的最高价值，从而在基本权利之间建立起一种根据该权利对人的尊严的实现程度的差序格局。
[10]如《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制定本条例。进入专题： 法律位阶 条件关系 废止关系 框架秩序 。
[58]因为规范冲突有可能是高位阶规范与低位阶规范的冲突，也有可能是同位阶规范之间的冲突。法制定与法适用的区别，一方面在于受到法的约束程度不同，根据梅克尔和凯尔森的法律位阶理论，上位法对下位法的约束首先是授权下位法的产生，上位法一般不对下位法的内容产生影响，即使产生也是消极影响，即下位法不得规定什么内容。[47]因此，所谓法律产生规则就是授权形成法律规定。参见黄舒芃：《宪法解释的法适用性格：从德国公法上法学方法论传统对法适用与法制订的区分探讨联邦宪法法院解释活动的本质》，载《政大法学评论》第81期（2004年），第73-74页。
如，在徐井贤、黑河市人民政府二审行政判决中，法院指出，本案中，为切实改善棚户区内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黑河市政府制定出台城区西部棚户区改造项目，该项目明显是为改变城市面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居住环境、增加公共福祉的公益性项目，亦符合公共利益的特征[24]。[18]（3）作为规范填充的具体化，主要是针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和一般条款进行内涵确定。
至于针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和一般条款的具体化的性质，有可能是法制定意义上的具体化。在此，凯尔森与梅克尔都认为，一个规范之所以能够废止另一个规范的效力，这是实定法规定的结果。
在这里，法律形式与法源同义。[30]当然，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其他的上位法也是宪法或者一个法体系内存在多个宪法的担心就不必要了。
也有可能是法适用意义上的具体化。那么，即使行政法规与法律一样是宪法授权产生的，也仍然低于法律。对于后者，即使承认规范的效力位阶也不会得出规范的效力强弱不同的结论，规范的效力只有时间、空间、对人、对事上的范围差别，不存在强弱之别。人应当爱同胞的规范可以再追溯到更一般的规范，比如人应当保持宇宙和谐。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曾在《立法法》释义中透露出这样的讯息，即立法的效力位阶首先是基于制定机关的地位，如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的权力不是基于人民的自治权，而是来自于中央的授权[2]，所以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性法规。所谓废止（Derogation），是指通过一个规范取消另一个既有规范的效力。
就此而言，两者应当是两个机关而非一个机关。如果认为全国人大的法律都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那么，在全国人大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为何不能认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全国人大的法律呢？ 笔者虽然也支持全国人大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相同位阶说，但理由是基于法律位阶理论所提供的判断标准。
更何况，按照梅克尔区分法的行为规则与法的产生规则的做法，如果说所有的上位法都是法的产生规则，那么法的行为规则在哪里？难道只有最低层级的事实上的执行行为才是法的行为规则？因此，法的产生规则并不是分散在每个上位法中，而是集中规定在宪法中。[68]Vgl. Robert Walter (Fn.46), S.59-60. [69]Vgl. Peter Koller, Zur Theorie des rechtlichen Stufenbaues, in: Stanley L. Paulson und Michael Stolleis (Hrsg.), Hans Kelsen: Staatsrechtslehrer und Rechtstheoretiker des 20. Jahrhunderts,2005, S.111-112. [70]Vgl. Peter Koller(Fn.69), S.112. [71]Vgl. Ewald Wiederin, Die Stufenbaulehre Adolf Julius Merkls, in: Stefan Griller und Heinz Peter Rill (Hrsg.), Rechtstheorie: Rechtsbegriff-Dynamik-Auslegung,2011, S.90. [72]参见前注[10]，马英娟文，第81-82、93-94页。